Nov 14, 2024 23 min read 往期小报

不堪重负的照护商品化｜工劳小报 #52 副刊

01 茶话会
不堪重负的照护商品化

在上期副刊中，我们邀请读者讲述身边的家政工人，谈谈自己对家政工/照护劳动纠葛的看法。读者们热情地讲述了对家政工人的印象，也分享了对照护劳动和养老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许多劳动者一样，家政工人都为了生活、家庭拼命工作，高工资是她们的共同追求。同时，看似较高的工资掩盖了家政工所需承担的多重劳动和来自社会的污名与轻视，她们仍然需要更好的劳动条件和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在公共养老服务缺位、政府隐形的状况下，照料劳动被迫商品化，被“外包”给了市场，由大量来自农村的女性承担。照护和养老的议题被局限在私人领域的“家庭 ”中，这一方面导致许多需要养老照料的家庭没有能力在经济上负担相应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得家政工的劳动条件被市场裹挟而缺乏保障，在高度封闭的私人场域中承受潜在的矛盾与伤害，却因为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无从得到支持和补偿。

读者zinx认为，在家庭压力下，薪酬是家政工人第一位考量的事。

首先，家政服务的收入对于阿姨们来说是不低的，最近也感受到有阿姨想往那边转了，由于家庭压力，对阿姨来说钱给够绝对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孩子读书，上大学正紧要花钱的时候。

读者酷哒从自身经历出发，分享了家庭与家政工人的冲突，虽然家人支付了较高的工资，但住家家政工工作强度极大，时间以被照顾者的需求切割，私人时间难以保障。同时，在酷哒看来，晚年的养老问题不应当简单地交由个人、市场解决；养老金也不能解决有尊严地老去的问题。

我小时候家人曾经聘过钟点家政工，后来被母亲辞退了。原因是某个下午，家政阿姨花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却只擦好了一扇门。母亲觉得这是偷懒行为，让她非常愤怒、无法接受。后来，奶奶病重，无法独自生活，请了一位住家保姆来长期照顾她。保姆阿姨来自农村，快50岁的年龄，一直在城市内各处给人家当保姆，只有隔几年的过年才有可能放假回家一趟。当然，家里人给这位保姆的工资是高的，不然也请不到人。但一方面，家里人跟保姆的关系逐渐紧张。大多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时觉得她给奶奶做饭没有每顿都买新鲜蔬菜、有时觉得她自己在小区里捡空瓶、空纸箱卖钱是不负责任，有时又觉得她不诚实。其实想想她的劳动条件，虽然称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那样的劳动却是很违反人性的，一天中的时间以被照顾者的需求为单位划分了多个小单元，每个小单元都要准时劳动（洗澡、吃药、做饭、按摩……），小单元之间又有空白的等待时间（却不是私人休息时间）。晚上睡觉时，也只能浅眠，随时需要为奶奶上厕所、翻身服务。而家人跟保姆之间的紧张关系，倒未必是因为她没有完成这些基本任务，而更多是身为子女的照顾责任、焦虑与这种外包的劳动之间的冲突。家人期待保姆像子女一样尽心力照顾好老人，但保姆又试图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生活状态。这种冲突似乎不会有尽头，也许直到老人去世。

说到底，我更想提出的问题是，晚年的时候是否只能外包给这种市场化的私人照顾劳动来承担？无法负担高额保姆工资的家庭怎么办？缺乏子女支持的老人怎么办？保姆的个人生活又如何实现？在当下，似乎所有关于养老、照顾的问题都被推回了家庭，然后又被推向市场，而国家、社会的责任则持久地隐形了。我们没有机会让老人获得公共的照顾服务，我们也没有任何社会层级的系统规划来支持晚年照顾，这才是真正问题。国家、社会的存在，其一部分责任就是为了让劳动者老年之后也有尊严地老去，这不只是发养老金这么简单的事。

读者河马弟 讲述家政工人辛苦工作仍得不到信任，提出了自己对合理家政服务的见解，希望由社会为需要的人提供廉价、高质量的服务，而不是交由市场。

我最先想到自己外公病重时候找的保姆。保姆作为外人得不到我们的信任，还经常被外公骂，半夜要起来照顾老人，很烦人的工作。作为家人，我也不满意保姆的工作。但看过很多保姆的报道就感觉，他们也很难，干了很多但无人在意，很同情这些工人。感觉雇主、工人和被照顾者的矛盾本不该存在，相互沟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或者整个社会都应当为需要被照顾的人，尤其是一些老人提供廉价、高质量的服务。而且保姆、家政工都有合规培训，每天也有上下班、换班。这种才是正常的行业状态。但现在的状态是，政府缺位，有意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家政服务，把矛盾和压力交给了普通人。

如果你对于以上诸位朋友的讨论有想要继续回应的，也欢迎填写以下问卷，我们会将其逐步刊登在此网页上：https://forms.office.com/r/a1VpJWNirN 下一期茶话会将在两周后准时刊出，如果你有建议的话题也欢迎透过问卷留言。

02 工运谈
1984-1988年城市市场化改革与资本主义过渡

本版块自2023年9月开始，以时间为轴，以各类工人群体意识发展、组织状态、行动方式为主线，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公有制解体及私有经济建立发展过程中工人身份、处境变化，及相应的重要背景环境和事件过程等等。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连载，能够描绘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人阶级的面貌和行动的大概轮廓，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走到了今天。欢迎读者朋友参与进来，提供材料、提出问题、补充观点等。全文与注释点击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五）价格双轨制与通货膨胀

1984年莫干山会议后确立的“放调结合”方针使得在改革企业体制的同时，进行一定的价格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同一种物资具备两种价格，平价的计划价格和更高的市场价格）正式成为官方定调的改革政策，全面打开了套利空间。《经济改革的决定》对指令性计划的取消，使得企业愈发倾向于市场生产，从而将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产品迅速输送进市场，促进资本流通，实现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非资本主义要素进行收割。

80年代后半期价格双轨制的实施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哄抬物价问题。高干子弟，党员干部和经理们以低价从计划内套取全民所有的物资，再高价倒卖至东南沿海市场赚取差价，以实现资本的血腥原始积累，完成空手套白狼，巧取豪夺的“伟大壮举”，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国营企业的亏损。正如民谣所言：“官不在大，有权则通，神不在尊，有钱则灵......‘双轨’生‘商鬼’，前门转后门......倒的公家物，进的私囊中，民众曰：祸由此生”。例如，一家国营金属材料公司以3714元/吨计划价格从一家国营矿场购得500吨铝锭，并以6500元/吨就地倒卖给一家广东公司，再三易其手价格涨至7000元/吨，最后却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电线厂。铝锭原地未动，中间的倒爷们赚得盆满钵满，而两头的国营企业却成了买单人。倒爷们还在那冠冕堂皇地高声欢呼，这个世界属于积极拓取，敢为天下先的冒险者，亦即“企业家精神”。

到1988年，全国注册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41万家，多数是在流通领域从事倒卖批文、指标、外汇和生产资料的皮包公司，其中官倒公司不下25万家，仅国务院各部委直接创办的公司就多达七百多家。邓小平和赵紫阳等子女在内的“太子党”更是利用家庭的政治资本和放宽的商业政策和信贷制度来获取更好的金融和商业纽带，迅速创办商业批发、对外贸易或金融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投机倒把活动。尤其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于1987年6月建立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被称之为“头号官倒公司”。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58个二级公司，113个三级公司。

全面承包制的推行进一步激化了双轨制的矛盾，官私勾结形成的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滥用其获得的更大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和牟取暴利的“寻租”行为愈演愈烈，而不受民主监督的束缚，加剧了经济犯罪和通货膨胀。据估计，1987年，双轨制产生的双重价格差额达2000亿左右，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更是高达3569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其中约2500亿流入私人腰包。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的“让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的目标无疑超额完成了。

除去人数迅速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工商业个体户外，一个能够承担起适应资本主义复辟所需社会关系重组的官僚-资本集团正在逐渐成型。正如迈斯纳所言，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社会团体，虽然其成员尚未自觉形成阶级意识，认识到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阶级分化。

到了1988年，经济过热、价格改革、官倒和货币超发等矛盾最终演变为一场超出可控范围之外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7.3%上涨到18.5%，物价涨幅大大高于存款利率。城市生活成本的急速上涨，导致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家庭在收入减少的前提下，支出却在增加，其中60%的收入被迫用于食品消费。198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加速价格闯关，大幅提高商品物价，试图实现并轨。但改革尚未实施，新华社便一篇稿子公之于众，导致仍在计划体系内的物资出现恐慌性抢购和挤兑银行的现象。在抢购助推下，8月零售物价总⽔平涨幅急剧跃升到23.2%，到12⽉达到26.7%。政府被迫紧急叫停价格闯关，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反而在已有的通胀基础上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通胀，通货膨胀率在1989年上半年达到了25.5%。对工人更具威胁的是，紧缩政策造成待岗、未充分就业和失业人数的增多。据估计，仅建筑工人就损失了600万个工作岗位。失去工作保障的担忧也开始在享有终身就业的老工人群体中蔓延开来。1990年4月，《中国日报》报道，1989年下岗的378万城镇工人至今仍没有工作，城镇失业人数已达1100万。

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与包括工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人却通过倒买倒卖、哄抬物价、挪用公款和将工厂资金非法转移到外国银行的私人账户等各种手段攫取了巨额利润。官员腐败和炫耀性消费的现象盛行，采购豪车，穿梭于奢华的饭店、宾馆和夜总会，豪掷千金于玲琅满目的奢侈品柜台。1986-88年间，官方炫耀性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2.3%，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而全国总工资支出仅为17.7%。

在1989年民主运动的前夕，高通货膨胀、猖獗的腐败、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下岗和失业人数的上涨、以及工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加剧了工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1987年底对33个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71.6%的受访工人认为，工人阶级现在不是领导阶级，而是处于社会底层。工人罢工、袭击经理及其他工人表达不满的集体事件持续发生，工厂内的冲突愈发以劳资纠纷的面目出现。根据全总统计，1987年和1988年分别发生了97起和100多起罢工，主要是由于对通货膨胀、腐败、失业、侵犯工人权利、不公平的工资差距和福利等问题的不满。最长的一次罢工发生在1987年12月，1100名工人罢工持续了3个月；最大的一次罢工发生在1988年初，浙江一家纺织厂的1500名工人因奖金分配问题发起罢工。在大庆油田，约有2500名士兵被调遣去平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的罢工事件。愤怒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暴力袭击也愈发频繁。1988年上半年，仅辽宁省就记录了276起经理被殴打事件，当年沈阳至少有三名经理被谋杀。工人们普遍对经理们的遭遇毫无同情，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与此同时，1987年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制度的重建，也反应了工作场所内紧张局势的加剧，迫使国营企业在内部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管理层、职代会和企业工会的三方代表组成。它规定，劳动争议应先由调解委员会调解，调解失败后才能交给由劳动行政部门、总工会和管理层三方代表构成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如果仲裁不行，才可继续提起诉讼。事实证明，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制度构成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迫使工人接受改革现状的霸权工具之一。

总而言之，随着1984年以来厂长权力的集中并获得了管理剩余价值的权利、工作场所民主的瓦解、承包制与劳动合同制的实施和“铁饭碗”的松动，资产阶级权利已然使得公私企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在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期中，关键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层面如何命名，而是生产单位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运作，慢慢转变、适应并统摄到价值规律之中，亦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中初见端倪。如果开始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分离，把工人在生产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分离，剥夺工人对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和对生产的管理与组织权。那么这些政治矛盾，伴随着双轨制和改革全面进入城市后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官倒、腐败、贫富分化、失去工作岗位等社会经济矛盾的发生，必然在二者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演变为一场全面而彻底的阶级斗争，最终要么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要么走向更为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03
法律与维权

员工未经公司审批加班30天，获赔加班工资

2023年，某科技公司以经营变化为由，用减薪、停工等手段逼退王某。王某认为公司拖欠工资和加班费、违规裁员，遂起诉。庭审中，公司辩称王某加班未经审批，属个人行为，拒绝支付加班费。王某证据显示，实际上加班申请被忽视，最终仍加班30天。不审批加班只是企业的掩耳盗铃。企业表面不批加班，实则控制加班安排，变强制有偿加班为“自愿”无偿加班。最终，法院裁定，无论是否审批，只要事实存在加班，公司都应支付加班费。阅读原文

员工网上吐槽公司遭开除，不服上诉终失败

2022年，柳某在脉脉吐槽公司加班文化和领导无能，因违反《员工手册》被公司开除。柳某认为手册的规定不合理，同时自己的言论属自由范畴，未对公司造成损失；一、二审法院却支持公司依据手册管理，认为吐槽加班文化影响了公司形象。

《员工手册》能否凌驾于《劳动法》，企业的管理权又该多大？近年来，企业滥用管理权，制定了高额罚款、强制培训等不合理规定，加重劳动者负担。加班文化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法院却默许甚至支持企业压制员工不满。似乎《员工手册》高于《劳动法》，而法院是企业的“附属”机构。阅读原文

04
资源推荐

纪录片：《虚你人生》

《虚你人生》（英文名：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re）上映于 2018年，是一部主要从主播视角讲述中国直播行业兴起时代的纪录片，或许可以成为观众一窥这一新兴行业背后的阶层与劳资关系的线索。

这些主播大多都来自中国农村，借由异军突起的直播行业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直播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让他们的肉身和精神都与直播间的一切紧紧捆绑，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也在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下变得模糊。即使直播结束，这些捆绑仍会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主播，可能意味着为了维护和粉丝的关系，让渡出售生活的隐私，也意味着不得不和公司和平台所代表的资方纠缠，为维持工作持续寻求资本的关注。而这些主播的支持者也同样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既被污名也自嘲为“屌丝“，他们在同为农村出身的主播身上寄托了自身成功的希望。在直播行业的快速膨胀中，劳动者既是隐形劳动的生产端，也是具有阶级特性的娱乐活动的消费端，但两端对于“直播梦”的希望和期许或许都未能兑现。

05
图片故事

倒立捡垃圾才算环卫工的“敬业” ？

万圣节牛马本色出演

06
劳动碎语

“纪伟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他试着重回职场。但一坐在工位上，看着头顶一排排白色日光灯管，看着眼前无数个小格间把人分割成三六九等，纪伟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的药企，“有些应激”，还没过试用期就主动辞职了。”

来自《被裁后，跟公司死磕到底的人》

到现在，张辉都无法接受弟弟的离去。他上一次见到弟弟还是在今年五月。他们的大娘在惠州去世，弟弟赶来吊唁。晚上几个兄弟在街边找了个烧烤摊，七个人喝了二斤白酒。张辉跟弟弟说，“这是最后的晚餐”，没想到一语成谶。张辉说弟弟那晚状态不好，平时他很爱喝酒，也爱笑，那天只喝了一点，情绪一直很低落。后来张辉才知道，弟弟在工地上干活，腰部被钢管碰撞受了伤，回家治了一个多月。分手时，张辉叫弟弟去广州玩两天，弟弟坚持要回工地。惠州有直达淮南的高铁，800块钱，张宏良没舍得买，坐的普快。

来自《安徽淮南火灾9人遇难：困在群租房里的外地务工者》

一些员工抵制瑞幸九块九活动的号召被广泛报道。这些员工认为，在瑞幸打响九块九价格战后，门店员工的劳动强度超额化了。瑞幸咖啡价格的下调是通过加倍剥削员工找补的。但是，一线员工劳动强度超额的背后并非九块九价格战。而是既然瑞幸有能力补充门店高速扩张带来的空缺，它也有能力弥补一线劳动强度超额化导致的流动性。一整套关于招工，内升与外聘的策略组成的劳动力引擎，使瑞幸不必担忧一线员工超额劳动可能导致的流动性的影响。从结果上看，瑞幸根本上改变了资方与劳工之间的形势对比。

来自《瑞幸第两万家门店里的年轻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