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专题】从访谈看社保实践中工人遇到的问题

前面的文章梳理了城市和农村社保养老制度70多年的变迁，也指出了目前养老金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但在政策实际的运行中，工人面临着更多阻碍。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连串自上而下的社保改革中，基层工人们的声音基本隐形。社保制度更多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和国家管理的需要，并不是从工人们的需求出发进行设计的。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更是有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违规操作，侵犯了基层打工人的法定权益。

在官方宣传中，养老保险已经基本覆盖了全体中国工人。然而，通过采访调查，我们发现，通过领取社保在退休后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享受退休生活，仍然是绝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遥不可及的梦想。

为什么仍有大量基层工人无法享受社保带来的福利？对于基层工人来说，当他们熬过几十年劳动留下的慢性病、工伤，想要在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后，依靠国家福利，保证老有所依，为什么仍然如此艰难？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本次采访的材料进行了总结，希望可以为读者理解社保制度，提供一些素材。

养老金不足以维持退休生活

图一是2024年各省市颁布的60档（最低档位）退休金标准。在大多数省份，按60档缴纳15年社保的工人，每月能拿到的退休金在1050-1250元之间。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吃饭、住房成本都在迅速上涨，一千出头的养老金很难维持基本开支。

比如，我们采访的刘姐说，按照政策计算，等她退休之后，一个月到手的养老金只有1100元。到时候，她肯定需要再做一些农活，补贴日常开销。

宋哥还有10年才退休，现在已经在为未来的养老保险焦虑。按照他的计算，10年后他每月能领取1800元养老金，肯定不够开销。他说，退休后，每月可以少交一笔社保，多拿一千多块钱，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不用再加班。但是，对于宋哥和他身边的基层工人来说，退休后绝不可能在家休息，更不可能放飞自我，而是要继续工作“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了”。

“我现在都勉强过日子，还要存款。存钱没存到目标的话，怎么退？”（宋哥）

对工人们来说，最让他们焦虑的不仅仅是日常开销，而是如果生病后需要凑钱治病。基层工人常年加班、作息不规律、缺乏适当的劳动保护。他们的身体早已透支，有各种慢性病与工伤。如果遇到生病、住院等情况，还是需要依靠子女、存款这种家庭化的抚养模式。而如果子女工资也不高，存款也不多的话，工人们就算达到退休年龄，也不得不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老年生活赚取一份保险金。

价格年年上涨

“年年都在涨，也不知道多缴的钱去哪了。”（刘姐）

刘姐会老家后，收入变少，但仍需缴纳社保，而且社保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今年，刘姐要交11000元社保，这对他们一家是沉重的负担，大部分费用要靠子女承担。如果现在退保，放弃已经交了多年的保费，刘姐也于心不忍。在刘姐开始缴纳社保的时候，她也没预料到，逐年上涨的保费，会在今天让她处在一个如此两难的境地。

“像我这样在工厂里上班，而且工厂也帮我交的，我就肯定赞成。如果让我自己找工，灵活就业，我就不交了。”（宋哥）

随着灵活就业、平台就业愈加普及，加上企业在招聘用工过程中，常常歧视高龄工人，设置招工年龄上限等等，工人们在一个工厂干到退休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对于离开工厂，开始灵活就业的工人，他们需要全自主承担缴纳保费，这是极大的经济压力。宋大哥也坦言，在他送外卖的几年没有交社保，因为外卖工作收入不稳定，缺乏对未来的预判：

“（灵活就业者们）纠结最多的地方就是，他交了几年，如果突然断缴了，到退休时又退不了那些钱，就很不划算。”（宋哥）

为自己算一笔账，养老金值不值得？

“要是想领国家的钱，你要等好多年，要交一二十万进去，多久才领得回来，这个账大家都应该会算。”（王哥）

对工人们来说，是否缴纳养老金，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算的一笔账。如图一所示，许多省份的退休工人需要退休10年以上，领取的养老金才能刚刚回本。在河南、贵州和山西，这一数字达到了将近12年。这还没有计算通货膨胀、银行利息等因素。

“（我老婆之前交养老保险，）但是延迟退休之后，她要多交5年，少领5年，加起来就是十几万了。不活到90岁，那十几万都领不回来。”（王哥）

在新的延迟退休政策下，基层工人们需要交满20年的社保，并且女工延迟3-5年，男工延迟3年退休。对于已经在交社保的工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新的制度下，王哥和妻子已经在考虑，让妻子退保，把妻子之前缴纳的保险钱要回来。

社保制度，其实就是利用工人对国家的信任，让工人与国家签订一份养老保险，用当下的工资换取退休后的养老金。而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破坏了这一信任。之前工人们已经交了钱、计划好了的养老计划，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

信息不透明，厂里不遵守政策，国家监督无效

“以前我们厂里边，你要是不买养老保险就签一个字，说你同意不愿意买。我们不懂啊，老板叫我们签我们就签了。”（冯姐）

养老保险政策刚刚推行时，许多工人并不了解政策以及根据自己应得的权益。比如冯姐，她最初相信了老板的话，签字放弃了养老保险。她后来才知道，这样签字放弃社保是不合法的，而有些工人甚至压根没有被问过。直到后面冯姐与劳工机构的人相遇，进一步了解了养老保险的权益，才决定补缴。冯姐经过艰难的斗争，最终上诉胜利，成功补缴养老保险。但冯姐也有一些工友，一开始听信了老板，后面想补缴也没有补缴上，最终错过了养老保险的福利。

“工人很多政治上的东西解读不透，我们只能看看周围人。实际上是信息不对称，那时候就哪怕我知道这个信息，我也不知道什么途径去找人交。”（陈哥）

除了老板可以欺骗，许多工人没有买社保，也是因为政策宣传不到位。比如陈哥的一位工友，因为家里有会计行业从业者，所以很早就了解到社保的好处，买了社保。但是陈哥和其他工友，因为不了解政策以及缴纳渠道，导致他们错失了最早买社保的机会。

另外，有些工厂为了节省开支，给员工缴纳的标准低于实际工资说对应的金额，相当于侵占了员工应有的权利。面对这些现象，工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投诉，如何让监管机构介入。

“如果说国家强制必须买五险一金，不买就没法生产，或者说把投诉电话公开在全社会，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厂里面没有给你买五险一金，你就打这个电话，我就来封他的厂，就不会有这些事，是吧？国家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叫你打工的去纠结这些事。搞得了吗？”（王哥）

维权难，企业、政府都阻碍维权

而那些想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要求企业缴纳或补缴社保的工人，他们一旦开始维权，就往往会遭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百般阻挠。

“公司经常打压我们，天天都被喊去办公室，天天都拿小脚鞋给你穿。就是找你麻烦，想把你弄走嘛。”（龙姐）

“（信访局的人）认识你之后都不给你纸，不让你签名，不接待你，还拍桌子，把你拒之门外。”（冯姐）

在日常工作场所中，主管、经理被塑造成无上的权威，可以随时命令、使唤普通工人。而在普通工人眼中，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更是代表了国家的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工人很难有勇气和能力去进行反抗。

“我们多次去上访，包括去镇政府、区政府，每次都被当官的以各种理由打发回来。因为他们懂得找什么借口，而我们不懂，就容易被她们忽悠，他们总会有一个借口能说服我们放弃找他们维权。”（宋哥）

甚至在维权行动已经结束十几年后，当年留下的案底，也可能对工人的就业和生活造成影响。我们采访到的多位进行过维权的工人，都曾经受到了劳工机构或者维权律师的帮助。机构和律师可以给工人提供法律咨询，给他们分享经验，并且在维权的长路上给予工人陪伴与鼓励。然而，随着劳工机构被政府打压，今天的工人们的维权之路将会更加困难。

政策的问题，最后还是基层打工人承担

然而，能成功补缴的工人们毕竟是少数。户口所在地与工作地点的社保政策不同步，以及一些地方对起缴年限的限制，更导致有些工人虽然补缴成功，却领不到养老金，在复杂的规则中看不到出路。

“（有一名工友）花了好几万，把之前的社保都补上了。但是政府说四十岁之后交保险只能是当地的临时户口，办不了退休，只能等政策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政策才能变。她花了很多钱补缴社保，现在领不到钱，还要工作，很让人心酸。”（龙姐）

其他工友们也或多或少由于政策不透明，损失了自己应得的利益。刘大姐在将社保转回老家前，没来得及在打工所在城市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而冯姐在花自己的钱补缴社保后，才听说这一部分钱应该由企业承担。

我们采访的绝大多数工友都认为，社保制度本身是合理、有意义的。但是，社保政策的不公平、不透明、随时变化，再加上整体就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临时工、非正式工，“吓退”了许多基层打工人，不敢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系统中。

“体制内的人跟我们所能享受的待遇不一样。其实大家都知道社保是有一定保障作用的，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买呢？就是因为现在缴费的压力很大。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体制内的报销、退休奖金都跟我们的不成正比；我们买也都是买最低级的，作用没那么大，这个也吓退一大帮人。如果把待遇平均下来，差别没那么大了，我感觉就有更多的人愿意买了。”（宋哥）

“要交多少年啊，老是要延迟退休，真的是不怎么合理。像男的要到六十岁，那有的没到六十岁就归西了。”（冯姐）

社保不保，究竟是为什么？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许多工友不愿意购买社保，是因为政策设计忽视了基层打工者的需求。由于缴费在提高，而未来可见的养老金不够维持生活，许多工友们觉得买社保并不值得。加上最近新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让这笔账对基层劳动者来说越来越算不过来了。

就像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改开以来，社保政策的目标就不是给基层工人提供一份老年生活的保障。城市和农村户口居民，以及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体制内职工有专门的社保体系，其中还包括医疗等非货币形式的保障，而城镇职工也大多可以通过企业年金、私人保险等“第二、第三支柱”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与此同时，社保政策对低收入人群并没有设计太多的福利。最低参保额年年上涨，而且低收入人群在养老金计算上还会受到歧视（参见前文广东省养老金公式的案例）。农村与城市的隔阂并没有消除，反而在社保政策中被加深。最近新颁布的延迟退休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对许多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人来说，多交五年社保、少拿五年养老金，成为了让他们断保、退保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政策设计，各省、各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没有考虑基层工人的需求。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工作，那里的社保缴费标准比老家更高——他们老年回老家后，却只能按照当地较低的标准领取退休金。他们用劳动为工作地点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却不能按照户籍居民的标准收到退休金。信息不公开、对企业监察不完善，也阻碍着基层劳动者参与社保，尽管法律给了他们这一权利。没有依法给工人缴纳社保的企业可以免受处罚，而想要补缴的工人们，许多受到了政府与企业的共同打压——因为补缴意味让企业与地方财政增加一份开支。过去，劳工NGO和工人组织还可以为补缴工人提供法律和精神上的支持，但随着这些机构被关停，工人未来的维权之路将会更加困难。

由于政策的设计与执行都没有考虑到基层工人的需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工人会把社保视作一份额外的“税收”——用不透明的手段榨取普通工人的劳动所得，将其变成特权群体的利益。除了问未来的社保制度会有什么改变，我们也应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可以真正给工人群体年老后的开支提供保障。

在最后

本文是工劳小报2024年度专题《劳尽一生，何以为安？——工人养老问题分析与访谈》的一部分，阅读专题全文请点击下方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