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7, 2025 40 min read 特刊文章

【2025五一特刊国内版】被消费的劳动节，拒绝噤声的劳动者

近三年的五一劳动节，工劳小报主要聚集整理了海外各地的劳工在劳动节当天的集体抗议行动。全球各地的工人、左翼团体和激进政治组织的活动表明了，劳动节不是关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除非劳工们团结起来用现实的有组织的抗争，同保守的政权以及剥削性和压迫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斗争。

而如果这个抗争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即五一期间），且是由全球范围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等的劳工主导的，则哪怕在实际上各地的活动缺少形式上的共同点，但在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劳工力量上，实质是绝对统一的。这种力量将伴随每一年的劳动节抗争活动得到不同程度的壮大，在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情况如何？

作为世界上劳资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五一劳动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对于中国和海外而言，存在一种人为的高墙，把中国的劳工和相关的抗争情况同全球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甚至说，对于中国内部而言，已经出现了一种由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劳工抗争的普遍消沉呢？

答案是否定的。

哪怕众所周知的是，国内的五一劳动节已经被宣传和控制为一个“刺激消费节”和“歌颂劳动节”，而且政治自由的环境一如既往地受严格的压制。但是，国内劳工的抗争从来没有断裂过，而是根据现实的劳资力量对比和斗争条件做出调整——正如国内五一劳动节的历史也绝不是直接就滑向了现在的状况。

历史上，国内的五一劳动节曾经和劳工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而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过去有什么样形式的劳工活动来庆祝和纪念五一？是否又存在一部行动史，工人、左翼社群、社会团体曾经建立联系，并以五一为行动锚点呢？更重要的是，国内工人们即使在当下失去了在一个特定节日进行抗争的条件，也一刻没有停止日常的应有的行动。

这意味着虽然在五一当天无法产生类似海外的集体活动，但是国内工人整体的运动热度和反抗性是持续并指向未来的。所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相信这些历史与经验也绝对属于全球工人运动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同时其也必将为未来全球劳动者的团结与总体的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次特刊内容丰富，包含多个部分，可点击以下目录直接跳转：

今年重点劳工事件回顾

2025年开年以来，国内和劳工有关的抗争烈度与往年相比有增无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网站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从2025年1月至4月，有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共582起。而根据昨天网站的收录情况，2025年1月至4月的群体抗争事件有近200起（其中包括非工人群体发起的）。事实上，国内工人们自发罢工、集会、游行的行动零零散散地发生着已经有十多年，光从数量趋势上来看能够提供的有用信息其实很有限。所以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整理了部分今年以来（部分包括去年年底）的重点劳工行动，这些行动无论是在规模与抗争烈度上，还是在抗争的形式上都存在可能的新启示。一方面我们也尝试搜集当前社会群众与左翼社群的劳工相关活动（部分是与五一劳动节相关的），它们与同劳工之间存在的联系，或者那种正在逐渐增长的尝试建立联系并助力劳工运动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

极越员工维权：新劳工、新抗争、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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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3日，极越内部信透露离职协议签订完成，赔偿金也陆续到账，基本上标志着极越员工维权取得了一个兜底程度的胜利。去年12月初，极越汽车因股东百度撤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陷入“闪崩”，员工被要求“自费上班”或接受裁员，仅获模糊的补偿承诺。12月11日CEO夏一平发布全员信称进入“创业2.0阶段”，但次日员工发现公司停摆，社保断缴，部分员工在出差或项目中被突然裁员。员工随即在上海总部围堵夏一平，要求解决薪资和社保问题，并通过直播、社交媒体曝光引发舆论关注。最后在争得政府介入后，百度和吉利设立监管共管账户，承诺垫付资金，按“N+1”标准补偿员工，并补缴社保至12月。三期员工获“2N”赔偿，保留岗位至特殊情形结束。

可以总结的是，此次极越员工的维权之所以意义如此重大，也许在于：

“新劳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的维权群体）：极越员工多为学历较高、技能较复杂的白领（如研发工程师、销售人员），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不同。他们因公司突然解散面临房贷、社保断缴等复杂问题（如预产期员工无法申领生育补贴），维权诉求不仅限于薪资，更涉及职业稳定性与长期权益。
“新抗争”（多元化、现代化、去中心化的维权手段）：员工们先通过直播围堵CEO现场、在社交平台晒出补偿到账记录，迅速引发公众关注，形成舆论压力。然后成立维权代表团队，与企业进行数日的长时间谈判，同时建立群聊协调信息、确保行动统一，自愿组织后勤小组，支撑谈判和维权的进行。最后通过跨界联动与社媒持续发声，形成了包括行业社群、消费者群体、新闻媒体、业界律师等广泛的声援网络，扩大了事件影响力。
“新胜利”（劳工抗争行动中久违的胜利成果）：哪怕最后的赔偿程度有限，大部分车主和供应商的诉求没有得到支持，但极越员工整体成功争取“N+1”及“2N”的结果，绝对是近年来频繁暴雷的新能源车企的员工维权，乃至整个劳工维权中，少见的系统性胜利。它标志着白领劳动者在当下的集体斗争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其也为抗争运动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

卡车司机联动罢工：未能完成的全国大罢工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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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3日，各地卡车司机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和转发宣传信息，号召全国卡车司机于3月1日零时起进行集体罢工。主要目的是抗议平台的高抽成和低运费。具体诉求包括：提高运费以保障生存、拒绝平台盘剥、降低抽成比例、告别低价竞争、团结自救、反对过度管控和乱罚款。罢工宣言还呼吁卡友们团结起来，成立互助会，守住运价底线。3月1日，中国部分省份的卡车司机响应号召，宣布停运罢工。许多参与罢工的卡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或发布视频，表明自己参与停运。但是由于缺乏能够有效组织工人团结的全国性工人组织，绝大多数卡车司机犹豫或不知道罢工呼吁，罢工的参与度和影响度有限。

从对当下国内劳工运动状况和未来整体劳工抗争的角度来看，这次由工人自发号召和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尽管未能完全实现），是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加剧，第一次具有全国联动效果的自发罢工号召尝试，且组织上和诉求上都带有明显的行业特征。这种珍贵的、有突破性的尝试，对于卡车司机本身而言，在它的宣传能够达到的程度上，打破了工人可能感到的孤立状态。以行业为集体，卡车司机们可以认识到自身在中国物流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联合起来对抗平台资本的可能性。同时号召大罢工某种程度上必然的失败，直接暴露了当下工人抗争需求的高涨与组织不足、策略不足、支持不足等之间的不平衡。行业形式的号召与诉求，也进一步提示了关注特定行业的具体困境和发展的重要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卡车司机在宣传上的表达，从口号、标语、诉求、海报上来看，工人的表达都具有绝对的深刻性和生动性。

比亚迪工人大罢工：跨省联动与团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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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至29日，比亚迪位于江苏无锡的电子厂发生大规模罢工，上千名工人聚集抗议公司违背承诺、强行调降薪资。早在2024年5月，因工厂推行“5天8小时”来控制工时从而变相压低工资逼迫工人离职，工人们就曾发起罢工。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是公司近期强行扣减工人的绩效工资，而3月14日一位抗议岗位降级的工人被拘留彻底激化了矛盾。无锡的罢工行动迅速发展，并在随后几天蔓延至四川成都，数百名工人在成都比亚迪A1办公楼前质问10亿补偿金的去处。成都的罢工行动也持续了几天。在工人抗议下，资方代理人出现谈判，但提出只允许10名代表参与沟通。工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坚持集体谈判。面对资方代表的推脱、恐吓以及警方的介入和镇压，工人们坚守了一段时间。4月2日，随着大量警察进入厂区，罢工被迫结束。

这次比亚迪大罢工不仅人数众多，同资方和政府维稳力量的冲突激烈，重要的是罢工行动从江苏无锡开始，迅速蔓延到四川成都，形成跨省市的工人联动。工人有意识的跨地区联动，通过抓住对同一劳资冲突和同一个资方的针对性，把短期的、少数的单一地域罢工行动，直接地壮大为可以持续的、更多数人的行动。工人人数增加和范围的整体增加，就意味着资方调和矛盾和政府镇压力量的相对减少，它们不得不要么重新打算自己的成本与应付策略，要么就必须展现出加倍的残暴。而工人跨地区联动，即使当下无法在实际的组织上共享行动资源（如组织策略、法律支援、资金、舆论等方面），但就对于正在发生的纯粹暴力式的对峙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层面的支持。即工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人的歇斯底里，而是作为整体群众暴力行动的一部分。

这种更有力的团结，也使工人们拒绝了资方以选代表谈判分裂策略，并共同面对资方的推脱和恐吓，以及警方的镇压。

跨地区/超千人罢工事件

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了数起参与人数上千或者涉及跨地区的工人抗争事件。尽管在这些事件中，人数的众多不一定直接意味着工人们产生了有效的组织，不同地区针对同一劳资问题发起抗争也不意味着就存在跨省的联动和协调，在抗争结果上也并不清晰。但可以推论的是，如果未来大型劳工抗争事件和跨地区劳工的同时行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这一方面会作为当下中国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地激化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也会是劳工们在现实斗争的辩证法中缓慢壮大自己力量的过程。

多地区：连锁月子中心倒闭，月嫂讨薪受阻

2025年1月7日，大型连锁月子中心“爱家”全国67家门店一夜之间全部倒闭，台湾老板疑似卷款潜逃，导致上千名来自偏远地区的月嫂被拖欠工资，生活陷入严重困境。于是自1月17日，月嫂们在上海、广州、苏州、宁波等地展开讨薪行动，但维权面临信息不对称、缺乏法律知识和组织支持等诸多困难。月嫂的行动迅速而广泛，但也零散、缺失支持，甚至部分月嫂因为情绪激动不得不采取较极端的维权形式。

山西大同：政府强行变更身份，下岗工人集会抗议

2025年2月25日，上千因为企业破产而下岗的工人举行集会，抗议市政府强行将其身份从企业职工变更为灵活就业人员，因为此举会危及医保、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福利。据悉，受到政府变更身份影响的工人多达2.5万人，工人们自2月以来已多次集会，但诉求并未得到政府相应。工人们要求政府遵守2009年发布的22号文件，允许其以下岗职工身份进入失业和退休程序。

多地区：生计受威胁，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

2025年3月24日，由于高额“份子钱”、网约车竞争和政府新规等问题，湖南省岳阳市、黑龙江省大庆市以及吉林省榆树市的出租车司机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岳阳上千名司机抗议每月高额的“份子钱”导致收入微薄，大庆约800名司机抗议网约车数量过多挤压生存空间，榆树上千名司机则抗议政府允许公交车接送学生的新规，担心失去主要客源。

河南安阳：钢铁厂倒闭，工人集会要求赔偿

2025年4月1日，河南省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因产能置换停产，拖欠工人工资和赔偿，引发上千工人在工厂门口集会要求公司明确答复，但公司管理层尚未回应。

重庆多个城区：城管垄断市场，建渣清运司机集会反对

2025年4月11日至16日，由于不满城管部门试图通过发放“建渣证”和“出渣证”垄断建渣清运市场、排挤个体司机，重庆市渝北、江北、大渡口、沙坪坝大学城等城区的建筑垃圾清运司机相继举行了多场抗议活动。司机们认为此举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其生计。在司机们的持续抗争下，多个城区的城管部门被迫让步，宣布在新政策出台前，运送建筑垃圾不再需要办证，暂时搁置了这一有争议的政策。

浙江嘉兴：灯具厂长期欠薪，工人连日罢工维权

2025年4月28日至29日，浙江嘉兴桐乡市乌镇的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千余名工人，因公司自今年1月起持续拖欠工资，连续两天罢工，并在厂区和乌镇政府前抗议，要求支付欠薪。公司方面称因账户被冻结暂时无法支付，但工人不接受此解释。据“企查查”信息显示，生迪光电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未执行判决金额逾1600万元。截至4月29日下午，工资发放时间仍未确定。

“场外”支持，左翼发声

人道主义发声与社媒平台

当政治自由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与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自发反抗同时存在时，必然的结果是正式化、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抗争形式不得不走向衰弱。而新的抗争手段则在政治自由被新抗争本身争取而来之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在目前的运动条件下，在理论和现实的实践中发展着。对于劳工本身来说是这样，对于社会群众、政治团体以及左翼来说亦是如此。在前面如极越维权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过程，而考察社会群众支持和声援劳工权益的活动，在近期“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热点事件中，也展现了某些可能的新形式。

事件最早起因于2025年3月，湖南某大学保洁阿姨蜷缩在厕所隔间休息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曝光。照片中，不足1平方米的空间堆满清洁工具和个人物品，引发网友对保洁群体工作环境的强烈共情（来源来源）。随后“1平方米的生存空间”“保洁员休息室不该是厕所最后一格”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累计阅读量超千万次。年轻人开始在社媒平台上大量转发、评论，呼吁企业和社会为保洁员提供基本休息权益。

随着该新闻成为社会热点，部分学生群体和女权社群开始从线上发声过渡线下行动，在校学生开始实地调研所在学校保洁员的休息条件（来源），并用镜头记录上传。随着调研结果在社媒上完成一种舆论上的自动整合，“设立休息室”的倡议开始被广泛提及，并且带有具体需求清单，包括带锁储物柜、软垫折叠床、24小时热水、微波炉等设施，甚至细化到插座位置和储物柜锁扣设计（来源）。在新手段上，学生们甚至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测算出写字楼内的可用休息区域，并发起“为保洁阿姨画一张休息室设计图”的创意活动（来源）。这些行动进一步打开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空间，社会团体开始参与，如一些女权社群账号以“保洁阿姨”和“最后一格厕所的秘密”等题材创作剧情视频；媒体和记者开始实地探访、采访、撰写深度报道。最后，该热点被央视报道意味着政府的正式介入。

线上大面积曝光，经过发酵成为热点后，变相争取到线下进一步行动和更多群体介入的正当性，最后政府不得不下场——这并不是今年唯一一起凭借类似的模式完成了劳工权益争取的事件。如同样是3月份发生的，“小鹿妈妈”公司存在“无午休、禁手机、限制如厕时间、工位如牢笼”等问题，甚至合同和社保缴纳也存在违规，也是经过曝光和舆论推动后，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迅速立案调查（来源）。4月，安徽淮南工伤维权者被当地派出所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22天的遭遇，也是引起公众对官资勾结打压劳动者维权的愤怒，后淮安市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来源）。

很明显，这些由社会群众支持的发声抗争行动带来劳动者个案得到解决同时，表现了新的形式特点。社媒发声不仅是维权的技术工具，当它被社会普遍利用使，更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行动的边界从而重构了社会权力关系。它通过“证据民主化—舆论压力—制度响应”的链条，将原子化的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最终推动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线上/线下均有，更多是二者交织）。这种行动模式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个别纠纷，更在于建立了一种劳动者与群众、社会团体之间可能的对话机制，尽管这种对话目前可能是刻板的、有信息壁垒和关系不平等的。这无论对于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思考劳工抗争的整体来说，还是对于左翼的实践路径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左翼自媒体的涌现

当下国内左翼的状态是复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左翼自媒体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左翼或者泛左翼的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为左翼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劳动节之际，它们许多都相继推出了五一特刊，从单纯纪念庆祝的文章，到特别的理论性文章等。这些表达形式作为节日期间除了劳工日常性的抗争外，与“劳动节”本身有关的进步性表达，恰好补全了劳工自己（尽管两者间的联系还很薄弱）在这方面活动的缺失。这里整合搜集部分如下。最后我们希望的是，在越过当下国内受限的劳动节的未来，劳工日常的抗争行动、社会群体的场外支持以及左翼组织之间，能够终于建立坚实牢固的、长久而革命性的联系，不仅要在一个特殊的节日上庆祝劳动者的解放，还要在开放未来普遍的每一天上实现这种解放！

劳动节特刊或特辑

劳动节特稿|在工具间，看见保洁员的困境链接
劳动节特刊|教育界？销售界！再看教培生死疲劳链接
劳动节特辑|城市边缘的挣扎：厦门零工市场里的女工们链接
劳动节特刊|写，在劳动缝隙里链接
劳动节特辑|为什么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四个理由链接
五一劳动节|再论女性与劳动链接
劳动节的新口号：每周四天工作制链接
五一特辑：如何进行劳动价值核算（上）链接
「民主」的祛魅与革命的复归——从五一血债到社民党背叛的百年追问链接
劳动节：我们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链接
茶座| AI该不该过劳动节？链接

劳动节纪念或活动

Sealed Alcohol | 第一百三十五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链接
五一赠书|德国自治运动史链接
工劳心史|纪念五一劳动节（1904）链接
纪念五一|经济斗争的决议案链接
五一劳工节|列宁|1904 链接
希克梅特|5月1日，红场（4首）链接

五一历史：何时起，劳动节不再属于劳动者？

中国关于劳动节的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始于1920年，彼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阶纷纷举行庆祝集会，乃至游行示威。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5月1日为“劳动节”，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庆祝劳动节的传统。

50-70年代：国家主导的群众大戏

按照1950年刘少奇的《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所述，在我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从工厂、作坊，到机关、军队，这一天大家普遍放假，甚至会一起举行庆祝游行——不仅北京，各大城市也有自己的游行活动。这种情景，被称为是中国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自己政府的保护下庆祝自己的节日。史梓铭（时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厂长）在《接受任务》中回忆，当时的游行队伍不仅会举着横幅或旗帜，各厂还会举出自己的产品模型与图表，庆祝游行本身也可以说是劳动成果的移动展览。

无独有偶，1954年首都郊区的农民也会扛着农作物的生产图表参与游行，甚至不乏有开着拖拉机、运着生产工具参加游行的。在1955年出版的，何苦所著的小说《在前进的道路上》之中，有的工人生产成绩很好，以至于打算在五一游行的时候打出大幅挑战书。

除此之外，1951年的劳动节游行上，还有大量横幅和旗帜展示着抗美援朝相关的内容；1956年的劳动节游行则有大量声援埃及的标语，原因是这一年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引发了英、法、以的军事介入。这些政治表达未必完全出自人们自发的激情，但形式上仍然是劳动者自己进行的集体表达，而不是一种代言，他们在其中始终是重要的且主要的。

由此可见，彼时的劳动节，游行活动是一项全民参与的极为重要的公共纪念仪式，同时也是集成果展示和政治表达于一体的节日生活，且富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色彩——同样的生活在国庆节同样能够找到踪迹。自1971年起，北京不再于劳动节和国庆节举行群众游行活动，至于今日，“游行”一词在众人耳中的意义侧重已发生改变，很少有人再将它联系到一种常规的、普遍的、开放的节日生活上去。

除了游行活动，在五十年代，另一种活动也和劳动节息息相关——生产运动或者生产竞赛。它们有的叫“爱国丰产运动”，有的叫“增产节约运动”，甚至叫“技术革命”的也有。无论名号如何改变，其基本特征都是：以突击运动的方式实现生产指标上的补足乃至超出。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各劳动部门都有大大小小的类似活动。例如1959年，一篇名为《乘胜前进，大闹技术革命》的社论便介绍了当年全国汽车运输业的一个生产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各地汽车运输业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和优化劳动程序来提高宏观运力。而在农业领域，这种生产运动就体现在亩产增加等指标上。

结合彼时的历史背景，有几个事实不难发现：

这种生产运动的形式早在抗战敌后时期就已经存在，虽然苏联也有类似的生产竞赛，并乐于从中发掘一些苏维埃超人，但它之所以能在前三十年作为一种“献礼”或“庆祝”的活动被我国城乡居民接受，与我国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
以生产运动作为庆祝活动，其合理性在于，它呈现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合乎我国彼时对于经济建设的渴求，“大跃进”等激进生产运动和这种庆祝性的生产运动，共享着一样的内核。
正如彼时劳动节游行虽群情踊跃，却也明显有被组织起来的痕迹，生产运动显然也不能免俗，甚至于由于其更具“持续”和“吃苦”的性质，恐怕需要更大的组织力度。

然而，在彼时的生产运动中，“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态度往往和那些被生产运动“治愈”的后进表现放在一起。也就是说，生产运动中对经济的追求是为明确的政治意识服务的。劳动节中被动员起来的劳动群众，可以说是以经济生活的方式进行政治生活，对生产的投入应当适应相应的政治导向。

80-90年代：表彰与休闲之间摇摆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袭来的不仅是领袖更迭的政治余震，还有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重新定位。五一当天不再有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但工厂的高音喇叭依旧按时奏起《国际歌》；工人们穿着蓝灰色工作服，排着队走进车间门口临时搭起的简易表彰台，领下一枚“先进生产者”胸章。仪式缩小了，劳动者依旧得在集体目光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只是舞台不再是长安街，而是单位中的露天空地。

1978年起，国家恢复和推广计件工资、奖金等激励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允许设立企业基金，奖金和福利成为企业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主要手段，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节日前后（尤其是五一劳动节、春节等）往往成为兑现奖金、发放福利（包括粮票、油票等计划经济下的重要生活物资）的集中时点。各地企业在五一前后发放物资、奖金的做法在当时较为普遍。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这一天往往意味着“能带两斤肉回家”的实惠，价值可能远胜一次空洞的政治口号。

若说改开前的劳动节是一场国家舞台上的群众大戏，那么80—90年代初的劳动节更像是一部多线叙事的小剧场：旧的政治仪式尚未彻底消逝，新的消费景观尚未完全成型。工厂操场上仍能听见热烈的掌声，可掌声落定后，更多的人匆匆赶往国营商场挑选折扣商品，为家中添置新货，五一的含义在“表彰”与“休闲”之间左右摇摆。

和这种新生活相伴的，是国家在劳动节时对劳动群众提出的新要求。1991年4月29日，李鹏发表《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希望全国职工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做出新的贡献，这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独有偶，有的刊物为社论起了这么个名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一些报刊记录中，我们还能找到“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但工人阶级之所以被依靠，首要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做出新的贡献”，一些宣传活动甚至塑造了为经济建设而“牺牲”的模范形象。

而为了让他们变得可靠，以至于能够“承担起历史责任”，当时的某些劳动节社论建议他们“要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发挥作用”，并且“以主人翁的态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支持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劳动群众被动员的路径已经来了个原地翻身，如今是以政治生活的方式来劝诱他们接受一种经济生活——至于是什么样的经济生活，90年代的东北已经做出了历史示范。

除了游行活动，照例还有各级单位组织的内部庆祝活动，以及地方政府组织的文娱表演和艺术展会，相关荣誉的授予仪式也往往在同一时间展开。很多微小的地方也会展现出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像是发行的纪念邮票，亦或是今天的祝贺短信一类。

虽然对于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和工人阶级的高度赞扬是劳动节的基调，作为一项公共节日，它同样影响着工人之外许多国民的生活。例如许多农民在选择结婚吉日时，也会将劳动节视为一个选项，部分地区有“公日镇邪”的说法，劳动节的假日也事实上为各种礼仪事务提供了便利的时间条件。但直到1999年前，劳动节一般只有一天假期；1995年5月1日前，我国尚未实行双休制度。对许多工人来说，能否在这一天真正休息，取决于车间是否赶工、主管是否批准。总体来说，在之前的劳动节，庆祝纪念的意义要更多于休闲玩乐的意义，它首先是作为劳动者对自身身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行公开肯定的一个日子，是劳动者自身斗争历史与成果的再确认。

2000年后：消费黄金周

自1999年实施“黄金周”制度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劳动节假期延长到了三天，并通过前后调整衔接双休日的方式凑成一周，这就是所谓“黄金周”，同样的调整在国庆节和春节上也能找到。其次，除了游行活动之外，大部分集体文娱活动还是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构成了劳动节的“节味”，使得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五一晚会”，这种传统构成了劳动节民间集体活动的重要伦理基础。

黄金周制度的推行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压力不无关联。推行当年即实现了2800万人次的出游，141亿元的旅游收入，并且往后连年增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假日经济”效应，可以说是在“消费”这架马车后狠狠抽了一鞭子。至此，旅游成为了劳动节全新的节日生活方式之一，其一方面带动了许多如今老牌的旅游地兴起，另一方面则给那些更老牌的旅游景点带去了极大的接待压力。或许正是因为集中的接待压力，劳动节法定假期于2008年重新调整为一天，回到了十年前的状态，假日被分散到清明、端午、中秋之中。

但除了旅游之外，商品消费同样是劳动节的重要生活方式。除了在这一天安排重要仪式所带来的消费，大量商品也在此时进行促销。其中一大部分是服装业，利用换季的时间点出清上新；另一大部分是家电等大宗消费品，因为许多人此时终于有时间来仔细挑选。时至今日，电商平台的极大发展带来的是更普遍的促销，并不拘泥于商品的具体种类，作为公共节日的劳动节，和被炮制出来的购物节一样，如今都能随手拧出一大滩消费主义的水。

在劳动节生活的变化中，既有工人阶级普遍政治生活的隐去，也有物质生活中消费主体的悄然倒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劳动节变成了劳动者劳动，而过节者过节的生活呢？

今天的劳动节生活，比过去更加建立在一批劳动者“坚守岗位”的前提上，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诸多劳动者：快递员、外卖员、售货员、餐饮业员工...但反过来想想，即使不在过节，ta们又几时能“擅自离岗”呢？正在过节的你我之中，又有多少实际仍被工作缠身呢？

夺回五一，民间行动记忆

前文梳理了五一劳动节从最初劳动者抗争与争取权益的日子，逐渐转变为消费节日的过程。在全国欢庆“五一消费节”的时刻，仍有社会力量试图通过组织各类团体活动，重申劳动的价值，强调劳动者的尊严，并努力夺回五一的抗争意涵。以下是自2000年以来，几类常见的活动组织形式：

以劳动者为主体创作和表演的五一文艺晚会，以“为劳动者歌唱，唱属于劳动者的歌曲”等为口号，成为基层劳动者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对出路的探寻的平台。劳动者歌曲如《劳动者赞歌》《不完美的妈妈》《我的名字叫金凤》《我想》《我要大声唱》《挣脱枷锁》等，因传递基层劳动者的现实遭遇与内心渴望，唤起不少基层劳动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