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前言
这起搬厂罢工持续两周多，斗争有所展开；组织者有过一定的讨论策划；期间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谈判；资方和政府部门的打压手法比较复杂，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访谈，为珠三角工人的集体斗争进程刻下一个印记。
我们访谈了此次D厂罢工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有最积极，也被迫害最严重的吴代表，有担任组织者和谈判代表的组长，有表现积极或普通的男女普工。
每个人在罢工中的表现不同。哪些人会成为代表，哪些人只是普通参与者，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入厂年限、家庭情况、性格特征、甚至工位特点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罢工中的表现，从而影响罢工进程。
这些访谈记录了他们在罢工中各自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其中吴代表的讲述最为详尽，部分内容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有所出入，或存在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们都全部照实记下了。这是因为，每个人参与罢工的程度不同，对于事件的了解、态度都各有不同。从他们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怎么卷入和看待这场罢工，不同的角色如何在行动中影响罢工、在罢工中自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工人维权本来就不容易，随着经济再次陷入停滞，难度又加大了。一些工人难免以为自己最惨、工人最不齐心、维权环境最恶劣，以为其他年代和国家地区就不会这样，但其实，这块土地上的劳资纠纷，尤其是罢工的数量，都比别处要高（例如在台湾，工人很少因为裁员、减薪起而抗争），并且就像第一篇分析所讲的：“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
附录《1939-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参照：六、七十年前的上海工人有过怎样的群体经历，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意识、组织和斗争水平如何。不难看出，当年的斗争要尖锐、残酷得多，工人所受的磨难更为深重。但斗争的本质一样，工人、老板、政府的许多表现也是相通的。
2015年的珠三角，劳资纠纷在持续增加。这本小册子，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工人，提供一个参考，少走弯路。
本文来自工厂龙门阵《2013·搬厂·罢工》
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范世刚
背景
2005年，广东省政府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做了整体规划，工厂搬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省政府开始加快推进经济调整政策，计划在2012年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2011年底，深圳市出台了细化措施，要在5年内搬迁上万家企业。各级政府的准备工作到2012年基本完成。2013年，政府主导、配合下的工厂搬迁集中出现了。
经济形势的变迁已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许多工厂都在调整经营策略，包括把厂搬到工资更低，或能享受更多优惠的地方去。对这些工厂来说，搬迁是主动选择，或顺理成章的事，并非只是被动执行国家政策。有一些搬迁工厂还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便利和补贴。在珠三角，工厂搬迁一直是劳资纠纷的重要原因。2013年的搬厂潮同样伴随着大量罢工。焦点之一，是经济补偿问题。不是所有搬迁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搬厂罢工都那么艰难。有个女工回忆说：“我们厂搬的时候，老板主动赔钱了喔，而且是按照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喔。”另一个女工说：“我有一个老乡，她那个厂要搬的时候，老板开始不给赔。后来他们把厂门堵住啦，不到两天，老板就同意赔钱啦。听说那个老板早就把钱准备好了，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看工人闹就给，不闹就不给啦。”可是还有很多老板，虽说没有拖欠工资，但补偿款是一分也不想给。他们最讨厌工人“得寸进尺”。有时候，企业实力越是雄厚，老板就越是寸步不让。这些老板的名言——“拿出一千万来拖垮工人”，“宁肯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一分钱”——激怒了工人，迫使工人的行动升级了。
那么，为什么工人一定想要这笔钱，而且能够坚持罢工呢？首先，长期的经济繁荣、近几年的工资增长和珠三角工人群体的生活演变，都使工人有了更多的需求。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地冻结工资标准；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许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同时，物价也涨得厉害。最近五年，珠三角的底薪连年上调，但每次底薪上调都伴随着又一轮房租、物价的攀升。其次，20多年来珠三角工业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聚集了上千万的工人群体，也产生了无数的劳资纠纷。各种集体和个人维权经验（包括停工、堵路、堵厂门、拉电闸、投诉、仲裁、找媒体、打官司等）也在工人中扩散着，使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资方和政府的应对，以及法律法规（包括可在搬厂等劳动合同条件变更时要求经济补偿），都有所了解。2013年的一次罢工中，某派出所警察说：“你们这些工人都成精了，（维权的时候）动不动就报警找政府。”
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工人被压得抬不起头，却也加大了随后集体行动的爆发力度，就像往后退一步，再加速冲刺一样。2010年后，要求加薪的罢工一时间遍及珠三角，在汽车行业尤其明显，着实让老板和国家紧张了一把。回忆四年前的某次加薪罢工时，某个汽车厂男工感慨道：“哇，那感觉就像是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以前每年涨十块钱的（月）工资，现在听说有的厂罢工后一下子涨了七八百。怎么说呢，大家都蠢蠢欲动起来，那个心兴奋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工人积累了一些见识，但是在繁荣时期，习惯“大不了换家厂”、没有经历严酷冲突的工人，一般还缺乏抗争毅力。同时，老板们忙着赚钱，并不如临大敌一般对付罢工。
此外，除了上调底薪，珠三角政府部门也广泛介入罢工调停，避免工潮扩散。国家虽然不会随便为某个老板出头，但整体上总是站在老板一边，经常敷衍、欺骗和压制工人，必要时还会动动拳脚。凡此种种，使罢工的深度和广度一直水平较低。绵延至今的搬厂罢工潮，有些斗争的时间长，过程复杂，冲突相对激烈。工人们尝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也在面临更大的考验。
D厂的罢工简析
罢工概况和劳资对抗的动力
珠三角某市D厂是一家老牌港资厂，实力雄厚。2004年，赚了大钱的老板在邻近的Z市买了块儿地皮，自建分厂。老厂规模不断缩小，但是订单一直充足。有些工艺复杂的产品，只能靠老厂的员工来做。所以，工人很了解厂里的经营变化。
2013年开工不久后，D厂老板打算把老厂进一步合并到分厂去。随后，因为搬迁赔偿问题，发生了几百名员工参与的全厂罢工。老板不肯就范，工人也不愿放弃。二十几天中，工人三次“扣留”资方车辆，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两次围堵工厂办公楼，两次在街道办外静坐抗议，一次围堵劳动站，两次在工厂附近示威，一次游行去市政府上访。其间政府四次出动防暴警察，工人两次被全体抓进派出所。最后，去市府上访的路上，工人被警方“修理”了一顿。部分工人被抓后关了几天，罢工瓦解了。
“罢工好辛苦的，比上班还要累喔。”一个大姐这样说。“哎呀，真的，你没看到，那天他们好像土匪一样喔！”另一个大姐讲起上访途中被打的情形，依然气愤难平。
持续的对抗让D厂工人身心俱疲。最后，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紧张兴奋的工人一下子被“打醒”了：他们没了主意，害怕了，退却了。
工人事先都没想到罢工“会搞这么久”。一个谈判代表说，最初估计罢工最多不会超过7天。不少工人听过或见过其他厂的罢工，他们的印象是，罢工后用不了几天事情就会解决。有一些工人特别提到不想去仲裁打官司，因为时间太长耗不起。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罢工要快得多。
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跟老板斗得那么久，斗得还挺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劳资双方积累的“宿怨”。
D厂的老员工会提起大老板的“江湖”出身，也记得多年前大老板在车间巡视，如何亲手殴打“犯规”的工人。在大老板的纵容下，那些年厂里的保安也很嚣张，动辄打人。2006年后，大老板的弟弟二老板开始接手厂里的管理。此后虽然打人的事情少了，但是管理开始“正规化”，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规矩越来越多，罚款越来越多。二老板像他哥哥一样，喜欢亲自上阵，没少闻车间厕所的臭味——他经常神出鬼没地“抓捕”躲在厕所吸烟的工人。2007年，老板取消了全勤奖。2008年，工资上调至900元，但不再包吃，而且无论是否在食堂用餐，每月都要扣除270元的餐费。2012年，取消了年终奖。
在珠三角的搬厂罢工事件中，“积怨爆发”是很常见的。例如：成立20多年的某台资玩具厂，发了大财，老板投资广泛。但工人常年工作在充满有毒化学品的环境中，至少有5名工人死于职业病，是名符其实的“卖命”。对于被诊断为职业中毒的工人，资方一概不理。此外，该厂加班费不合法，只要工人计件赚多了，就下调单价。还发生过两名
男工因加班过多、不能请假而跳楼自杀的惨剧。2008年，这家玩具厂开始为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很多工人超龄，不能再买社保了。
由于担心失去工作，老员工们平时比较谨慎，即便发生罢工，也不太敢出头，甚至不会参与。但是搬厂时，再消极的老员工也不怕跟老板撕破脸了。
除了“宿怨”，一些老板拒不赔偿的死硬态度和对工人的耍弄，也是罢工持续的重要原因。
就D厂来说，工人很清楚老板完全有能力支付补偿。罢工期间，有传言说老板要拿出1000万来“玩死”工人，让大家更加愤怒，坚定了要到补偿的决心。
无独有偶。2013年8月，珠三角一家纺织厂决定撤销某部门。资方宣称“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补偿，工人的口号针锋相对：“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
上文提到的那家台资玩具厂，2013年5月，在转移机器后，派了个律师通知工人“企业即日倒闭，工人须当日办理工资结清手续”。满肚子怨气的几百工人，随即到区、市政府上访，还与防暴警察在国道上对峙。
有的老板在工人面前像个笑面虎，很会迷惑人。2013年珠三角某上市公司旗下钣金厂，发生了搬迁补偿纠纷。事后一名男工说：“我们罢工后，老板娘又说两年内不搬了。她人看着很亲切，说话很和蔼，我们就信她。谁知道后来还是一台一台地搬机器，我们越来越火大。到最后，要不到钱也要争口气。”
这些刚刚还亲切动人的老板，突然就翻脸不认账。D厂的一个组长说：“工人是弱势，本应该工人耍无赖，怎么反倒成了老板耍无赖？”工人是否“弱势”暂且不管，但是应该说，资方“耍无赖”，是因为老板认定：“工厂是我的财产，厂里一切我说了算，我赚多少钱、搬哪里去都是我的事，跟你们工人没关系！工人要我掏钱，纯粹就是找我麻烦。”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人打发掉。工人则认为，工厂要搬了，是时候跟老板算算账了。正是这些死硬的老板，让冲突变得复杂起来。
罢工准备
D厂工人早就开始讨论搬厂的事情了。组长们也密切注意工厂生产的变化，比如采购计划的变动、订单的外发和机器设备的转移计划等等。组长互通有无，同时也向关心补偿问题的老员工“泄露情报”。这样，就出现了以各组组长为核心的维权小圈子。对于D厂的大部分员工来讲，不愿意跟着搬厂，主要是不想挪地方。在一个地方做久了，亲戚朋友都在，挪了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就算去新厂有更好的位置、甚至多一点补贴，也有很多人不愿去。至于管理层，分厂已经有完整的管理架构，老厂的管理过去了，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层普遍工资高、工龄长，能拿一笔不小的搬迁补偿，所以，D厂管理策划“闹事”是不奇怪的。
在老板搬过几次机器之后，组长开了个小会，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大家决定要在下次机器装上车的时候开始罢工，同时各部门拉闸断电，让犹豫不决的人“心安理得”地离开产线。不久，员工和基层管理又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为了防止泄密，组长们只叫了一些可靠的工人来开会。大家被告知：“有人要挑头了，愿意参加的就来开会。”会上根据某管理人员提供的“情报”，决定在三天后资方搬注塑机的时候拦车罢工。大伙还挑出20来个人做联络员，分头收取“罢工基金”，预备饮水和交通的花销，此外他们还要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D厂某些高管显然知道工人们在“搞事”，但却装聋作哑。二老板及其个别亲信，则一直蒙在鼓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因为工人“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二老板治厂无方，失去了管理层的支持，没能提前“解决”带头闹事的人。与D厂不同，有些预先做了安排的老板，搬厂就顺利多了。比如一家港资厂，老板逼迫老员工和基层管理自离，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下手：赔钱辞退经理，从外地调来新管理，把老厂的干部调走，等等。最终，保证了这家厂没赔工人钱就搬走了。
目前，不少搬厂罢工都是基层管理发起的。为了切身利益，基层管理往往比员工更能挑头维权。但是一旦投入行动，基层管理也容易摇摆不定，怕得罪老板，而且习惯于单方面发号施令，不利于普通工人积极思考和行动，妨碍罢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罢工初期工人的决心
“扩大会议”召开后不久，厂里又开始搬机器了。当注塑机被装上老板租来的平板车时，一名货仓部工人用叉车拦住了平板车的去路。罢工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资方和政府部门显然错误估计了工人的决心，只想敷衍了事。罢工发生后，厂里先是要工人回去干活，但没人理会，于是搬出桌子，让罢工工人签辞工书，结工资走人，还是没人理会（除了几个临时工之外）。紧接着，来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警察，凶巴巴地吓唬工人，没成想被工人围着骂，吓得躲进办公楼。不久，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攀起了老乡关系，
但工人态度冷淡。隔天，十来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厂门口晃悠了一阵又消失了。到第三天，大老板露面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前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一个大姐说，当时大家都不信他，喊得好心齐：“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大老板见势不妙，抬腿就走。
几个回合下来，工人一度士气高涨。看到工人的决心，老板和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罢工第七天，资方与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上午的谈判虽然没什么结果，但工人代表觉得“还算正常”。到了下午，资方突然翻脸了。谈判室里新安装了录像设备，等工人代表一进屋，二老板就拿起一张纸“通知”工人：搬迁取消，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否则按旷工处理，并且要求工人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跑来帮工人维权的律师见状，什么都没说，立马就走了。随后，工人代表退场，
向等待谈判结果的工友们说明了情况。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出厂门，堵住了厂门口的一条马路。很快，大批的防暴人员赶到，强行把工人赶回了工厂。冲突中一名中年女工摔断了胳膊。
这次事情之后，有几个组长不愿再做代表了。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生气了，马上又从员工中选出了新的代表。事后第二天，工人集体到街道办静坐，要求政府做主。很快，工人们就遇到了更大的考验。
放车和堵路
大家还记得，D厂罢工第一天，不仅机器没拉走，老板租来的平板车也被工人留在了厂里。有的人说租金是5000块一天，也有人说是9000块一天。5000也好，9000也罢，老板希望工人能尽快把车放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第一次谈判破裂后，工人到街道办外静坐，很快资方就同意了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时，资方律师代表老板表态，说同意赔钱了，剩下的就是对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他们提出的数额是每人每年工龄补300块，后来请示老板，加到400，接着500，但是距离工人的要求还是太远。代表们提出要2000（底线是1600块）。律师声称，老板已经拿出了诚意，同意再谈，要求工人也拿出诚意来，也就是把车放掉。为了打消工人的顾虑，政府部门也出面作保，承诺一定会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同时要求工人先把车放掉。工人代表产生了分歧，但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当场表示同意放车。谈判结束后，代表们向工人通报谈判进度，并劝说大家放掉车辆。工人中间同样出现了分歧，但是反对放车的人除了抱怨，并没有阻拦车辆放行。当天晚上，扣留在厂里9天的平板车终于开走了。
事后，某工人代表说他当时同意放车，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誓旦旦地书面承诺会帮工人到底，而且他也觉得工人应该表现出诚意。但也有代表从未考虑过“释放善意”，只是害怕“不识抬举”会惹毛政府，担心“政府不帮我们了怎么办”。
放车的时候，现场只有一百来个工人。据一个中年女工回忆，谈判那天她身体不舒服，回家比较早，等到第二天去厂里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她忙问其他工友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车已经被放走了。她说，如果当时她在现场，就是躺在地上也不会让车开走。果然，车一走，老板就翻脸了。再次谈判时，只有资方律师露面，改口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工人情绪很激动，有人开始骂工人代表。一部分工人留下来“看住”律师，另外一百多人去“围”街道办，结果全被“请”进了派出所，在操场上罚站了几个小时，最后把公安买给辅警的盒饭“抢”来吃了，稍微出了口气。从这之后，直到罢工失败，工人们再也没见过老板。后来，有的代表也后悔当时把车放了。不过话说回来，坚持扣车百分之百可以迫使资方就范吗？让我们看看另一场罢工。
2013年冬季的一天，珠三角某电子厂搬迁，随后工人罢工，抗议老板不给经济补偿。罢工工人封堵了仓库，阻止资方出货。第二天深夜，守在工厂里的近百名工人突然被防暴警察袭击，多名工人被打伤打晕，还有多名工人被抓。打跑工人后，资方开始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出货。但是，该电子厂的工人并没有屈服，第二天还集体去市政府上访，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与资方进行了谈判。老板敷衍了事地抛出了一个每年工龄补400元的方案后，单方面终止了协商，还要求工人立刻回厂上班。同时，警察继续抓人，甚至到工人的出租屋搜查。工人新选的代表，也被政府部门“请”去谈话，并被强迫签字，保证不再参与集体维权。
对照这个案例来看，如果D厂工人当时坚持不放车，很难说会不会提前被“修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某种维权手段，而在于工人对于“要不要做”和“怎么做”的集体参与讨论的过程。对D厂工人来说，稀里糊涂地把车放了，确实让自己陷入被动。但是如果反对放车的那部分工人，只是简单地阻拦，那也等于在老板和政府面前，公开内讧，同样让自己陷入被动。假设在放车前，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决定，至少能有机会共同进退，比匆匆放车或直接内讧，要好得多。
如果说放车是工人内部第一个严重分歧，第二个分歧则是围绕是否堵路产生的。
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已经有工人喊着要堵路，游行示威，去市政府上访。据几个代表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喊着要去堵路。代表则反复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不要过激。
在第一次谈判破裂之前，代表还能约束工人。虽然几个天天喊着要上街的工人经常说代表“胆小怕事”，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响应“激进派”的号召。
代表的想法比较复杂。他们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但私下里也谈到亲眼见过某厂工人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些汽车从路口一直被堵到万联商场”，结果老板马上就按照工人的要求支付了补偿款。
说到底，代表们是害怕被扣上煽动工人“闹事”的罪名，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工人不“闹”，就算代表的嘴皮子再厉害，也休想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
回想当初，一个代表说：“只有最后那一天的工人行动，代表们没有掌控得到。”
“最后那一天”，就是工人集体游行去市政府上访的那一天，就是工人们徒步三个多小时后，在公路的僻静处被防暴警察殴打抓走的那一天，就是罢工失败的那一天。至于“掌控”，那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集体“闹事”都是代表们暗中策划的。不仅如此，工人们的“过激”行动，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但是他们对工人“闹事”的后果也有个大致的判断。所以，在罢工的最后一天，当有工人喊“走，大伙去市政府吃饭啦”的时候，当工人们要求代表一同去游行的时候，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代表就躲开了。一个代表对工人暗示说：“这次去可能没有饭吃。”还有个代表后来说，当时他要求工人站成五人一排的队伍，整整齐齐列队前进，如果能做到，他就跟着去。当然，这恐怕只是他躲开的借口。
珠三角的工人一直“偏爱”堵路这种手段，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上街堵路快速有效，而且基本不受惩罚。
一位工人回忆说，当初他们罢工上访，劳动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被工人纠缠得烦不胜烦的时候说：“好了，好了！都说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要是解决不了，到时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堵路，上访，随你们便。”
另一位工人回忆另一场罢工，他记得当时派出所某警察说：“你们堵马路不要堵完。堵一半，这样就没事。”
而在D厂的罢工中，工人在街道办外静坐时，每个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两条短信，一条是《信访条例》中的某个规定，另一条“让我们不要堵这个，不要堵那个的，说要拘留5到10天”。不过，很多工人对于拘留几天这种事见怪不怪，已经不拿它当回事。但是工人“堵路没事”的预想落空了。最后一天挨打时的恐怖和随后的处罚，都出乎工人的意料。
代表的产生、监督和保护
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珠三角的很多罢工，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
比如说，2014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消息传到车间后，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大家不要做了！”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资方出来道歉，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人很不满，冲出厂门堵路。很快，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发动”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D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罢工开始后，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实际上，罢工的当天下午，工人就选出了代表。过程也很简单。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有人问大伙：“他们做代表，大家同不同意？”一致通过。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
D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当了代表，却对工人说：“（要是政府问起，）不要说谁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但是，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几个大姐回忆说：“他们（政府）让我们选代表，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代表们拿钱跑掉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除此之外，因为害怕老板报复，代表之间商量好，租一辆车，等赔钱的那一天，代表先拿钱，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
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大姐说：“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
担心归担心，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该怎么办。同时，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在D厂罢工中，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成天骂代表“胆小怕事”。罢工最后一天，对于代表们的“贪生怕死”，一些女工很生气，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汉奸”，是“叛徒”，“赔了钱没有他的份”。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这一点，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代表们被抓以后，很多工人怕了，拿了钱就走了。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我们还后悔呢，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害了他（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抓人。……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
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有些工人非常害怕，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当时的情况，代表不是被抓，就是缩了回去，没有人出来组织。结果，一两天之内，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
趁着工人被打垮，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同时“请”其他工人回厂上班。对不愿意复工的人，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让工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
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这个“一年零九天”破了纪录。
被释放后，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他认为：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代表不是组织者，这一点与“工人领袖”不同；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联络，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这样“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当然，他认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
不过，在D厂案例中，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联络的任务，最初的代表，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换句话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事实上的“工人领袖”。此外，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不可能只是机械地“背诵”工人的要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就不得不加强组织。工人代表也好，谈判代表也好，积极分子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就算代表处处“遵纪守法”，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释放善意”，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
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
上面说了，在罢工中，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最后一天，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想把“那些人”（指躲开的代表们）骂出来的时候，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老吴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虽然也担心（镇压），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后来在上访途中，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高喊“快！就是他！”，紧接着一群“黑皮”就冲了过去。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但刚刚还“骂人”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试图阻止警察抓人。
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女孩子”的表现时说：“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女孩子冲在最前面。去市里那天，打人、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我们都说，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
至今为止，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斗”，但却多少做了挨打的准备。罢工时，女工往往冲在前面，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这种时候，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男工往前“冲”更容易挨打；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
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没啥用。实际上，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冲动”推动了罢工的发展。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立即往后缩了。
有人害怕，但是也有“不怕事”的顶上来。第一次谈判破裂后，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很多工人都认识他。后来食堂外包，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他主动站了出来，要求做代表，还说“我不怕”。
还有一个中年男工，虽然不是代表，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关押了一个多礼拜。放出来后，因为没人继续组织，他也没了主意，否则“要是有人组织，我还跟着干”。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他感觉“自己就像根棍子”，代表们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有积极的，自然也有不积极的。D厂罢工后，有些工人去找事做，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对于积极的人来说，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吴代表说，开始几天，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后来就懈怠了，开会人都凑不齐。
政府的态度
政府的处置手法，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总的来讲，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有些案例中，对于“不知好歹”（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补偿）的工人，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包括拖延、推诿、欺骗、恐吓，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政府就恼火了，瞬间露出几颗獠牙，咬工人两口；但也很会拿捏分寸，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
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就遭到暴打，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回到厂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兵败如山倒”，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在不同的罢工之中，政府如何把握“最后出手”的时机？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指出，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分出轻重缓急，避免手忙脚乱，四处出击。
D厂罢工后，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两种手法都无效了，就开始拖延。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巡视”，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还对工人“理性维权”大大称赞，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不傻，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所以没人当回事，听多了还反感。
第一次谈判的下午，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老板不承认搬厂，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工人并没有害怕，回到厂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
第二次谈判时，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同时要求工人放车。到了第三次谈判，老板却不再露面，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说“你们的老板太赖了，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工人们知道，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在利益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国家频频出手，一是压制工人诉求，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帮助老板渡过经济“寒冬”，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因为工人以“轻快”的心态投入罢工，组织水平、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只需敷衍一下，忽悠一下，拖两下，打两下，再哄一下，也就都解决了。
结语
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状况如何？有的进了新厂，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有的暂时回老家，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总之，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毕竟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一大把，而且这些年来，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
近几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以便早日走出萧条。搬厂罢工潮，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工潮延续了多年来“就事论事”的特点，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比如堵路、集体上访，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无论搬厂罢工，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工人行动起来，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就敢想敢干。可以说，目前的工人处于“不愿违法，不怕违法”的矛盾心理中。这并不奇怪，单抠条文的话，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破坏生产，损害财产，破坏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等）。只不过一直以来，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
此外，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反而可能刺激工人，让局面复杂化。对此，政府心中有数。
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比过去更有自信，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工人想得到更多，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国家是全副武装的，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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